新药研发注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也让所有立志于投资创新药物的产业基金不得不深思熟虑。
2016年11月末，信达生物完成共2.6亿美元（约17亿元人民币）的D轮融资。这为即将收官的2016年中国医药创新投融资抹上浓重一笔。
信达生物的融资是当下中国医药创新投融资的一个缩影。近一两年来，随着整个医药行业创新意识的不断变强，医药创新逐渐成为了行业内的重要投资方向，同时资本市场对产业创新的期望值也在变高，伴随而来的是对新兴创新型研发企业估值的水涨船高。
特别是2016年，行业内的医药创新融资好戏不断：1月，主要研发呼吸疾病和肿瘤药物的再鼎医药在B轮融资中获得了逾一亿美元的投资；随后，天演药业与华领医药先后获得了两亿元和3.1亿元的融资；在此之后，百济神州美股上市募集1.6亿美元，亿帆鑫富则以10亿元的代价控股融合蛋白研发企业健能隆。

1.先驱与标杆

新药研发离不开巨额资本投入，产业界和资本界的紧密合作从来就是行业成长的关键所在。纵观国内外创新型制药企业的崛起和成功，无一不是归功于企业领袖对在研产品的慧眼识珠，以及卓越的筹资能力。
30多年前，在洞悉了新生物技术巨大潜力之后，一群风险投资专家与科学家们组织成立了安进公司。很快，公司的首任掌门人乔治·拉思曼就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一方面将华裔科学家林福坤团队的红细胞生成素开发项目作为整个公司起步的基石，另一方面则竭尽全力为这一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整个过程筹集必要的资金。从1980年到1989年，拉思曼先后采用IPO，关键技术和亚洲市场转让于日本麒麟发酵，将部分权益让渡给强生制药，二级市场增资募股等种种方式，为整个企业的第一个产品研发提供了充沛的资金保障，同时也打造了一艘生物制药巨型航母的雏形。1989年，公司第一个划时代产品Epogen获准在美国上市，安进公司从此进入了高速成长期，同时也成为资本市场上的一棵重要摇钱树。如今，安进公司的年销售收入已经突破200亿美元，其总市值也扶摇直上超过了1000亿美元。
欧洲大陆上同样也有类似的故事。1997年，吉恩·保罗·克洛泽尔与他的科研团队离开罗氏，创建了爱可泰隆，专注于肺动脉高压药物的研发创业之初，克洛泽尔幸运地邀请到了百健前首席财务官穆勒加入他的团队，作为公司的CFO进行相关的资金筹措工作。关键时刻，穆勒的经验和人脉在爱可泰隆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先后两次融资，分别获得了1800万瑞士法郎和4800万瑞士法郎，成为当时新成立生物医药企业中融资速度最快的。2000年，爱可泰隆在瑞士上市，后一年其第一个产品上市。此后的爱可泰隆销售快速增长，直至今天成为欧洲最大的新兴生物技术企业，而其早期的投资行为也成为当时欧洲投资界内最为经典的案例。
虽然中国医药创新起步明显晚于欧美同行，但是以投资新药来获取丰厚回报同样也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可行之路。2002年下半年，丁列明和他的创业伙伴回到中国创办了贝达药业，开始了创新药物研究开发之旅。在随后的创业道路上，贝达药业因为资金问题而深陷困境，特别是在新产品III期临床试验的关键阶段，整个公司一直处于现金流吃紧的状态。幸运的是，贝达药业所在的当地政府施以援手，帮助整个企业度过了艰难时刻。在此之后，贝达药业开始得到资本界的注意，于2010年得到来自礼来亚洲基金等一系列投资基金的股权投资。2011年，在贝达药业的第一个产品凯美钠上市之后，整个公司的经营开始步入佳境。2016年，贝达药业如愿在A股上市，此时整个公司的年销售收入已经接近10亿元。

2.创新生态

在2016年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上，麦肯锡发布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麦肯锡认为医药创新的产业链结构复杂，分工高度细化，涉及主体繁多，因此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医药创新产业必须来自于健康的、良性循环的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在当下，中国医药创新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这对于产业资本而言自然存在着不少的投资机会。随着创新行为的深入，我国新药开发的分工将进一步细化，这对于在各种研发细分领域中建立起足够竞争优势的专业化服务机构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在这一方面，康龙化成是一个例子：2015年末，中信并购基金和君联资本向CRO企业康龙化成注资2.8亿美元，在此之后康龙化成接连收购了专长于放射化学的Quotient公司以及默沙东在英国的一处小分子药物研发基地，巩固了整个公司在医药研发外包方面的综合服务能力。
相比较于康龙化成，药明康德则是国内布局规模更大的CRO平台企业，2015年，药明康德成功在美国私有化，并寻求在国内重新上市。为了达到资本市场上的最大估值，药明康德将自身分成专注于小分子药物开发的合全药业、从事大分子药物开发和生产的药明生物以及余下的公司主体部分。此后，合全药业在新三板上市。2016年，药明康德完成了两轮融资，未来药明生物和公司主体部分预计将可能分别在港交所和A股市场上市，从而获得资本市场上更高的估值。

3.前路坎坷

新药研发从来就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2016年全球医药行业似乎又迎来了一个研发收获的“小年”：截至12月23日，美国FDA仅批准了21个创新性新药，这一数字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新低。不仅如此，在这一年内整个行业一次又一次目睹了一些标志性全新药物在研产品的失败和挫折：首先在年初，业绩如日中天的吉利德数款肿瘤药物折戟II/III期临床，以及默沙东一项DPP-4抑制剂的大型临床不得不终止；8月，百时美施贵宝最依赖的免疫疗法药物Opdivo落败于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研究之中。到了年底，坏消息仍在继续，先是辉瑞的PCSK9抑制剂bococizumab因临床表现不佳而不得不结束开发，接着礼来和朱诺，医药行业内这一老一少各自最期待的产品阿尔茨海默病药物solanezumab和CAR-T产品JCAR015双双在II/III期临床中宣布失败。
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的挫折不仅仅需要产业的重新思考，同时也会长远地影响资本市场投资创新药物的态度。积极地看，我国的创新药物开发环境正在不断改善，而且每一个新药研发项目的执行，通常都能获得地方政府以及企业所在园区的大力支持，更何况过去成功的经验和案例更是能激励研发人员向着最终目标前进。然而，所有的新药创业都不得不面临最后的挑战，根据美国创新型药企协会统计，在研药物最终通过所有临床研究的成功率不超过12%，换而言之，新药研发注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也让所有立志于投资创新药物的产业基金不得不深思熟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创新药同质化的现象所带来的风险对投资人而言同样难以忽视。几年前，替尼类药物扎堆申报的大潮还未退去，如今国内又出现了数十家企业一同开发PD-1药物的“盛况”。的确，中国医药市场具有广袤的需求，不同类型的疾病都有着大量的患者群，但事实上新药研发过程中相关的临床资源和评审资源毕竟有限，而且产品上市还不得不面对患者的实际支付能力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很可能只是局限在区区几个产品之上，大多数的投资都将面临失败的风险。同样地，全球市场的经验也显示，抗肿瘤和风湿免疫类单抗药物以及小分子靶向药物一直是行业研发的最大热点，但真正形成数十亿美元规模的重磅炸弹产品的总数量仍显得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的成功产品通常都是在研发竞跑中率先进入市场的领军产品，跟随者除非有着显而易见的竞争优势，否则其很难实现后来居上的逆转之势。即使是划时代PD-1产品Opdivo，2016年也被英国国家医保支付方明确拒绝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二线治疗，原因就在于性价比不高。